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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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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传统学术术语“格致”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对科学文化的本土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格致”到“科学”这一演变历史过程的回顾与解读,一方面以期一个具体而微的视角深化对传统文化及科学文化本土化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当下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关系的良性发展不无启示意义。 
  【关键词】格致;科学;传统文化;科学文化 
  一、从“格致”到“科学” 
  “格致”最早语出《礼记·大学》,是作为“修齐治平”的基础,其目的是使人“明明德”而“入于圣贤之域”。但《大学》却没有对“格物”“致知”作具体的释义,从而引发后人对此的不同解释。早在汉唐时期,对“格致”的注疏释义中并没有义理的阐发,而是基于道德层面的伦理论。直至宋代,理学家“二程”肯定了万事万物中“理”的存在,认为:“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后朱熹在“二程”“格致”思想的基础上,作“格物致知”补传,表达出了格致认识论、知识论的意蕴。而对“万事万物皆有理”肯定的同时也赋予了“格致”面向自然的含义。在随后的历史长流中,“格致”打开面向自然的这一窗口,成为接受西学的重要因素之一。 
  明末清初,利玛窦等传教士将西学带入中国。有着先进思想的学者徐光启,初步接触并接受了西学,对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进行了会通,在与传教士的合作下提出“格物穷理”之学,用以指称相关的西学知识。徐光启在翻译《几何原本》中说道:“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即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这里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在一定程度上模糊掉了传统道德影响的影子,纳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内容,具有近代科学的特征。对此,有学者评价说:“格物穷理在程朱学派那里只是由智达德的一个起点,徐光启则借助外力促成了朱子格致学中智与德的分离。”“徐光启在思想方法上正在酝酿着近代科学的倾向。”此后,許多学者对西方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均是在“格致”的框架中进行,有力推动了西方科学本土化的发展。 
  晚清以降,我国在“富强求胜”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迎来了第二次西学东渐,洋务时期的一批改革派人士通过一系列“采西学”“制洋器”的举措,使“格致学”步入了科学技术的器物观层面中,一时间“格致”成为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总体的代名词。与此同时,在近代国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的过程中,不少学者对中西“格致”的不同有了初步的认识,认为中国格致“重道而轻艺”“功近于虚”,而西方格致“重艺而轻道”“功征诸实”。可见,虽然这一时期人们普遍用“格致”来指称西方科学知识,但是人们已开始逐步认识到两种异质文化的差异,普遍赞扬西方格致,并使科学文化有了独立发展的倾向。 
  后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不再把目光停留在西方科学技术上,转而投向了西方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层面。有留学经历的严复解释说,西学格致“言学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追求的是“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19世纪末期,“科学”一词传入中国,出现了“格致”改用“科学”的潮流。据金观涛统计,“格致”于1905年前后不再和“科学”并存,可见取代速度之快。而“科学”的概念也在1915年《科学》杂志上由任鸿隽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作了明确的界定。他说:“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至此,“科学”一词完全取代了“格致”,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知识系统的现代转型,与传统儒家意识形态划清界限”。 
  二、“格致”所体现的传统文化本质 
  可以发现:“格致”在宋代便有了对自然事物进行科学研究的要求。正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此时“格致”已经有了科学的萌芽。如姚延杰说道:“朱学早已含有科学精神。试观其诠格物致知,与其论风霆、雷雨、生死、鬼神之政,虽不逮近人之精确,而莫不具有科学精神。”并且认为:“朱子生当七百年前科学尚未萌芽时代,而所见已颇类近世科学家,其眼光之远到为何如?使元明诸儒能继续光大,则科学之兴,早在吾国矣。”这就是说如果沿着朱熹“格致”这一路径,中国也能产生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然而为什么科学没有产生?原因非常复杂,但是从获取知识的来源以及面向自然的态度,研究自然在整个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来说,至少有两点是不容忽视的。 
  其一,就格自然之物的目的来看,并非为获取纯粹的学理知识,而是被包括在格物致知的框架中,为道德修养而服务。也就是说,为修身养性服务、获取知识的实践活动没有独立性,获取的有关自然知识也没有独立性。尽管朱熹本人非常重视面向自然的探究,他自己就曾亲自观察潮汐,观察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形成,但是整体而言,在朱熹看来,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他还说:“《大学》物格、知至处,便是凡圣之关。……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于圣贤之域。”可见传统“格致”对自然事物的研究是为了获取形而上的道德之理,最终是为实现 “入于圣贤之域”的道德目的。 
  其二,就“格物之道”的次第来看,传统格致是以读书为首要,而对自然之物的“应接”则位于其后。在格物的途径上,二程认为格物可通过“读书”“论古今人物”“应接事物”等多个不同方面进行。然而在这些不同的格物途径中,是有明显次第之分的。如朱熹说道:“格物致知,莫先于读书讲学之为事。”“穷理之必要在于读书。”指明了格物要以读书为优先。可见在传统“格致”中对自然事物的研究并不占有主要地位,而是从属于读书的。也由此可知,传统“格致”所获取自然事物的知识多是源于读书,而少是亲自观测所得。 
  基于以上两点可见,宋代以后传统“格致”中虽然有了对自然之物的研究,但由于受传统文化中道德本质的束缚未能发展成近代科学。 
  三、“格致”与“科学”的会通
  在对“格致”的诠释历程中,一直以道德论为归宿,与人文精神相关联。而当西学东渐之后,随着对科学认识的深入,“科学”取代“格致”,这也意味着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分离,人们逐步确立起科学文化的主导地位,使之与人文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疏远,甚至脱离。特别是在五四时期,科学随着人们的大力宣传几乎得到了“全国一致的崇信”,与此同时也迎来了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对峙的局面。一方面,大多数国人极力推举科学。如胡适无限感慨道:“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那个名词就是‘科学’!”他提出了要“全盘西化”,说:“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另一方面,在宣扬科学的同时,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展开了攻击。陈独秀指出要打倒忠、孝、贞等一切旧道德。鲁迅也对中国“国粹”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总之,绝大多数国人认为要想救国,“传统必须彻底打倒,‘中学’必须根本扔弃”。但是当面对一战带来的巨大破坏,这种局面有所改变。梁启超宣称“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而这一“科学万能大梦”到如今也已破碎。人们普遍开始重新思考科学与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功用,不再盲目崇拜科学文化,也不再妄自抵制传统文化,认识到西方科学在物质上确实带来了不小的进步,但在道德精神上却有所退步。严复说道:“今之西人,其利器亦众矣,道德不进,而利器日多。”批判西方科学中缺少了人事道德的精神。而又以此反观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到其最大价值就在于有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中国旧学,德育为多。”对此,梁启超指出:“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呼吁要进行中西文化的会通,才能取得文化进步。 
  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中缺少科学文化中的实证精神未能产生科学,因此也未能带来物质进步,而科学文化由于缺少了人文精神,对人类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可见,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两面性,所以对待任何一种文化“我们既不要盲目夸大它,也不能妄自菲薄它,甚至完全贬斥它”,而是应将两种文化相互会通才是当下正确之举。科学文化求真求实,需要人文的引导来保证其方向的正确性;传统文化以至善为目标,强调非理性因素,需要科学文化来防止其陷入神秘主义之中。总之,二者要相互促进,互为补充。这也正如钱穆先生所说:“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正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得益彰之妙,而并有水乳交融之趣。……现代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相会通正是学术界此下应努力向往之一境,亦是求中國文化进展所必应有之一种努力也。此种努力不仅可使中国文化益臻美满,并可为人类新文化创辟一大道,对人类和平幸福可有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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